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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本来,国债期货是非常好的金融期货品种。国债由 *** 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在国债二级市场上做多做空,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当时我国国债发行难,靠行政性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更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中国的管理者到美国考察了一圈,发现人家的这个宝贝不错,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12月28日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上海三大证券公司之一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不这样看,他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最意外的是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当天下午,他陪 *** 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5月17日,中国 *** 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之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 *** 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327”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乏力。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327”中万国在预期已经造成错误无法弥补巨额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 *** 、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之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其次,保证金过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
第三,没有涨跌停板制和持仓 *** 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
第四,无法杜绝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 *** 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第五,多头监管的弊端。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 *** 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 *** 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 *** 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中国 *** 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还必须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经验丰富的农民知道这叫“水土不服”。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 *** 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入世后,中国期货业肯定会等到“芝麻开门”的声音,一个真正的春天不再遥远。
1993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国债期货是中国大陆之一只金融期货。
但是由于不成熟,出现很多危机事件,而停止发售。
国债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谓是中国金融期货的先驱。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5月,历时两年半。
1992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更先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上交所共推出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但在国债期货交易开放的近一年里,交易并不活跃。从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10月,国债期货成交金额只有5 000万元。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合约进行了修订,并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2月,原北京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交易,成为中国之一家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商品期货交易所。随后,原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地方证交中心也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债期货交易逐渐趋于活跃,交易金额逐月递增。1994年结束时,上交所的全年国债期货交易总额达到1.9万亿元。1995年以后,国债期货交易更加火爆,经常出现日交易量达到400亿元的市况,而同期市场上流通的国债现券不到1 050亿元。由于可供交割的国债现券数量远小于国债期货的交易规模,因此,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厚,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5年2月,国债期货市场上发生了著名的“327”违规操作事件,对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95年2月25日,为规范整顿国债期货市场,中国 *** 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月25日,中国 *** 又向各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不仅提高了交易保证金比例,还将交易场所从原来的十几个收缩到沪、深、汉、京四大市场。
一系列的清理整顿措施并未有效抑制市场投机气氛,透支、超仓、内幕交易、恶意操纵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国债期货价格仍继续狂涨,1995年5月再次发生恶性违规事件—“319”事件。
1995年5月17日下午,中国 *** 发出通知,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场所从5月18日起组织会员协议平仓;5月31日,全国十四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全部平仓完毕,中国首次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1991年是股市的初创阶段。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挂牌营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之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一阶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整个市场规模较小,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规范和集中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2、1992年-1997年是股市的试验阶段。
此时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1992年1、2月间 *** 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此后,中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1993年,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此中国股市也于1996年5月迎来了大牛市行情。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打压整顿股市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1992-1997年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股市的监管机制开始形成,监管体系初具雏形,并规定了涨跌幅及交易量限制。1997年9月 *** 十五大之一次从宪法的层次上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票市场的地位正式确立。
3、1998年-2001年是股市的规范阶段。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 *** 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1999年股市又一次出现牛市行情 *** ,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太过火爆的股市已经严重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市盈率奇高,大量违规行为也不断被暴露出来,银广夏、蓝田等上市公司事件的发生就是当时股市混乱的缩影。同时股市的作用被定义为“国企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国企进入股市寻找资金,其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以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步入了以“规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几年的法制建设,中国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到2001年底,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系统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4、2002年-2004年是股市的转轨阶段。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矛盾的转移,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它不仅是筹资的工具,而且股指的上涨还能带来财富效应, *** 消费增长,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等。股票市场的地位被提升到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中国股票市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中央高层领导提出股票市场不仅要为国有经济改革服务,而且要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但是,由于此阶段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建设不尽合理,再加上盲目借用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层次、综合性功能的发挥仍不理想,社会各界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新一届的中国 *** 开始着手完善监管体制。然而在股权分置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前提下,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这一阶段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甚至一度低于面值,股市不仅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要求,甚至连最基础的筹资功能也无法实现。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集中爆发,是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中不健康因素的集中反应。200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表明了 ***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决心,以促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5、2005年至今是股市的重塑阶段。
2005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重塑的一个过程。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98%的应股改公司完成或者已进入股改程序,股权分置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承担分流银行资金和加快直接融资步伐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中国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特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国航等超级大盘股的顺利发行,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完全恢复了首发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蓝筹时代。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还进行了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沪、深股指纷纷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一重大货币、汇率政策,也是造就中国股市2005-2007年大牛市行情的基本背景之一。截至2007年底,中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 的132.6%,位列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新兴市场之一。2007年的IPO融资4595.79亿元,位列全球之一。日均交易量1903亿,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2]由于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资本市场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这一事件给人的教益极深:
(1)国家对期货尤其是国债期货市场监管仍不够有力,没有一个自动风险控制的电脑报警系统与机制。
(2)国家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如327贴息等)决定、公布太慢。如果一开始就明确,断不会有如此多人在此低价上做空。这也无形中使空方产生错觉。
(3)证交所没有及时报警、限定紧急平仓的机制及电脑装置,没有对各公司持仓席位、借他人席位的监控审计手段,也没有关于因政策变动引起价格巨变时的应急措施。
(4)空方各大中机构的一些同志对宏观经济不研究,对于因通胀引起的不断上涨的贴补率预测,屡测屡错。
(5)个别主力机构总想通过上海国债期货市场的混合交收制度,通过做空,将1995年发行的“不保值”的所谓“垃圾国债”,硬塞给多方机构与散户,达到发行新国债及自身盈利的目的。
一九九五年是翻倍最可怕的一次。因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推出,只向证券商自营开放,后来才向公众开放。之后进入一九九年、一九九五年达到其鼎盛期。也在其鼎盛期出现两个风险事件,三一四、三二七国债期货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二七事件,有关当事人至今还在押中。所以一九九五年是翻倍最可怕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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